原文刊于《上海文学》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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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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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我们刚刚在柏林住下没几天，空荡荡的大房子，突然想起敲门声，哈！给我们装电视的工人来啦！那台小小的十四英寸彩电，让这房间顿时活了！可一打开，我们傻了眼，德国所有频道无一讲英语，别管节目哪里制作，在德国播放都得译成德文。我们刚刚在新西兰培训出的那点英文，就这样忽然成了废物。呵呵，我们真到“德国”了！这台电视，给我们提示了最直接逼人的“现实”，它用德文把我们重新变回了睁眼瞎——睁大了眼睛，却等于看不见世界，还不如一对文盲呢！

但没想到，仅仅几天之后，这状况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年1月17日，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了！那天早上，我们被朋友的“还睡哪？快看电视！”我们冲到电视前，拧亮了那个一直拒绝我们的铁疙瘩，这次情况不同了，屏幕上，炮声隆隆，曳光弹拉着道道绿光掠过黑暗，地平线上不停溅开一朵朵爆炸的火焰。哇！这是真打仗啊！说真的，除了以前的电影，和不久前发生在北京广场上的事变，真正看实打实的打仗，在我们还是第一次。

接下来的几天，海湾战争几乎是一场现实版的好莱坞电影，美国的高科技军事打击，很快令萨达姆的过时军队土崩瓦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支命名为“沙漠风暴”的美军坦克突击队，沿着公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般穿越巴格达城市，美军士兵半个身子暴露在外，带着巴顿将军式的骄傲，好像天兵天将下凡，敌人的子弹根本伤不了他。或更准确些,所谓“敌人”压根不存在！他们凯旋而归时，就像刚度假回家的大孩子那么兴高采烈。我们——和全世界围在电视机前的人们，也都像好莱坞观众，张大嘴巴，瞪着年纪轻轻的“巴顿将军”们，被吸引得全情投入。美国、西方（还有阿拉伯联军吗？他们简直被忘了），代表着真理和正义，惩罚独裁者加侵略者萨达姆，那胜利理所当然！

但，看电视的人们，恐怕谁也没想到，从那一束束绿色曳光弹开始，“战争”这个词，好像停不下来了，它撕碎了年冷战结束带给世界的粉红美梦，很快成了我们生活里一个可怕的常用意象，每天不是从这里就是从那里跳向我们。

年到年的巴尔干波黑战争，首先打破了冷战后短暂的寂静，这次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内战”，突然令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原来锁定在“民主/独裁”这个主题上的思考，忽然被狠狠拉回赤裸裸的“传统”之争。南斯拉夫联邦，这个二次大战后虚构的存在，仿佛娃娃们搭的积木，被一只藏在某处的大手一推，稀里哗啦地倒下，暴露出一道道原本被冷战话语虚掩住的裂缝：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语言的，最终统统变成了暴力的！而且不是一般的暴力，是大屠杀式的古老、甚至原始的暴力！年在电视机前，仿佛坐在电影院里的我们，现在又一次目瞪口呆，那些刚刚一起欢呼自由、解放的人们，彼此仇杀起来，就像从未有过共同的精神经历！何止于此，透过血淋淋的现实，我盯着“历史”那个词，却全然看不到一点儿“进化”的痕迹，这世界在全速退化，退入一场中世纪的、血淋淋的仇杀。或许，所谓“进化”，压根就是一句空话，等着我们掉下去的，其实从来是同一个黑洞？

很久以后，经历过21世纪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俄国边界之战，一次，我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安东尼教授午餐，期间谈起从冷战结束开始的新经验，我发出一声叹息：“就算我们知道曾自哪里解放出来，但是否知道朝哪里解放去？”此话一出口，我也忽然怔住了，赫，这句话不正概括了所有尴尬的现实？今天的我们，甚至没了冷战时期的思想质量，只在时间闹剧中手足无措！

“难民”图

我从小对考古情有独钟，甚至说过：“如果不写诗，我最想学考古。”究其然，大概因为过去和未来一样，充满了想象，而又通过若干出土小物件，让那想象仿佛能被摸到、被抓住，从而变得更具体，更像诗！

那么多考古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却是一个当代考古的“意象”：波黑战争几年之后，欧盟和联合国开始清理战争遗迹，不少草草掩埋的大屠杀地点被发现，当着电视镜头，清理者用考古学家的专业工具小刷子，轻轻刷出死者们的尸体，几年埋在泥土中，尸体已经烂成淤泥的颜色，那一堆或一团，黑黝黝脏兮兮的“人”，分不清面孔、肢体、性别，没有自我，讲不出故事。这些过去式的“人”，似乎已全然与我们无关了。

但——突然，一把小刷子刷出了什么东西：一块电子夜光表！很简单廉价的那种，一只圆形表盘，恐怖的是：那秒针仍在走动！清理者按了一下按钮，表盘上闪出一抹绿光。依稀的数字，显示出一个从死亡里返回的时间。那个埋在地下、我们看不见的时间，却被一块小小的电池记住了。它数着地下的分秒，坚持到了重见天日。我们目睹了与想象彻底逆反的一幕：死亡不是没有时间的，这只表显示出，死亡的时间能够被计算、被储存，甚至带着消失了的手腕、躯体、人格返回，再次质询这个毁灭他们的世界。那只闪耀荧荧绿光的独眼，嵌在一张乌黑的泥土脸庞上，直盯着人性深处潜藏的鬼魂。

“就算我们知道曾自哪里解放出来，但是否知道朝哪里解放去？”这个句子，犹如咒语，以后无数次在我头脑里浮现。每次冒出，冤魂们就睁开那只电子独眼，又一次和我对视。

年9月11日，我在中国天津，老爸的家里。那天深夜，父子之间正如往常在天马行空的闲谈，忽然，电话铃爆响，一个挚友的声音：“还聊哪？快看电视，纽约炸啦！”哎呦，又是这报丧的电视！打开，果然，屏幕上世贸中心的双塔浓烟滚滚，接下来几小时，更是惊心动魄，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一个比一个更吓人：飞机一头扎进大厦；着了火的人影，嘶喊着（虽然没人能听见那喊声）从空中跳下；双塔轰然（而寂静地）坍塌，两座钢铁巨人，刹那喷吐出一团滚滚烟尘……从那天起，“恐怖主义”这个词，就像一根拔不掉的钉子，狠狠钉进了人类。

我对世贸双塔并不陌生，它们脚下的“二十一世纪”服装店，经常廉价出售欧洲名牌服装，我朗诵穿的许多行头，就从那里搜来。但我从未想到，双塔会以这种惊人的方式，加入人类历史，变成一座里程碑。从那以后，再穿上隐隐沾着双塔灰尘的衣服，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它们对我提示，要改变冷战式思维，给历史提出更多问题。如果说，年代的我，还以中国发生过的一切，作为“历史”这个词的主要参照，那么，年海湾战争，就给我们不乏撒娇的潜意识钉进了一个楔子，有些事开始变味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波黑战争，更加强调浓了这股不熟悉的味道。独裁者倒台了，民主（理论上）实现了，但现实反而更残酷，且残酷得几乎全无理智。柏林墙飞快地被拆除，并不能掩饰那道裂隙，分割贫富差异的两个欧洲。德国新纳粹年轻人，铮亮的光头上，清清楚楚写着另一种愤怒。“民主是个大问号”，几年后，我一篇文章以此为题。冷战的结束，把这个大问号从对他人提问，转向了对自己提问。我们真理解当代民主的含义吗？抑或我们把它想象得太简单了？

“9.11”燃烧的双塔，把这提问移到了西方——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中心。福山那欢呼味儿还没散尽的“历史终结”，转眼变成了我们头脑中一片空白，原来历史从未开始！并非只有文革后的中国人，掉进过这眼既没有过去、又没有未来的黑洞，它同样令“9.11”后的世界晕头转向。这个洞，既漆黑，更空白，唯一辐射出的震波是——“为什么？！”因此，当我后来听闻双塔的原址被命名为“零地点”（Gound0），不禁拍手称绝：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历史重新“归零”。我们不得不面对提问：一切，是否能再从零开始？

柏林“废墟艺术空间”，二战废墟，战争记忆并未过去。

年夏天，在柏林，我每天打开收音机，听着广播里关于伊斯兰国武装向巴格达推进的消息：六十五公里，六十公里，更近……这消息，全世界无数人都在听。哦，又是巴格达，那个古老、遥远的城市！这个词的发音哒哒作响，现在听起来完全像一串机枪声。不止是机枪，那也像锻打刀剑的铁锤声，伊斯兰国武装喜欢返回冷兵器时代的割头术，对他们来说，似乎几百年前那场古老的圣战，压根就没结束！

巴格达、伊拉克，自从年海湾战争以来，这两个词，就没停止过敲打我们的耳鼓。紧接着“9.11”的年，由英美两国牵头，发动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军队再次不堪一击，很快崩溃，巴格达广场上独裁者雕像支离破碎倒下的照片，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萨达姆和他抗拒到底的信誓旦旦相反，东躲西藏，直到被从耗子洞一样的藏身处揪出来，走完一番审判过场，被送上了不少独裁者熟悉的归宿之处——绞刑台。这下场，当然令独裁的受害者们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欢欣也夹杂着噪音：英美籍以发动战争的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儿呢？萨达姆的集中营里，美军虐待战俘、甚至虐待狂式的享受那残暴，又让“民主”和独裁变得多么相似啊。再深一步，如果当年开战的理由不在，那么战争的合法性何在？仅仅是推翻独裁者？那么这世界上除萨达姆之外，还有大批独裁者在，尤其那些与美国结盟的独裁者呢？我的巴勒斯坦诗人朋友莫利·巴库提有言：“他们不是不喜欢杂种，只是不喜欢别人养的杂种”。唉，诚哉其言！

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整整13年后，关于那场战争的调查正式作出结论：非法。当年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也终于对公众承认：他个人对英国参与这场不合法的战争负全责。但问题是：“负全责”一词的法律意义何在？几十万死者、无数家园的毁灭，布莱尔个人负得了这个全责吗？如果能负，怎么负法？事实是，“负责”除了自我心理安慰，并无任何跟进。空话之后，一切归于沉寂。

我的朋友、被称为美国唯一“欧洲式知识分子”的苏珊·桑塔格写于伊拉克战争结束不久的那篇天鹅之歌《注目他人之受刑》，对美军借正义之名施放的人性之恶，做了深及心理诸多层次的挖掘，尤其是，这“施虐”本身，多么残酷地抹平了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界限，以致我们根本不记得为什么施虐？向谁施虐？却只记住、享受了那“施虐”本身！巴格达，就这样成了一架透镜，让我们能迫近观察这个和冷战口号越来越不同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那个疑惑：在这是非混浊的处境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谁能代表善与恶？如果善恶如此混淆，我们该怎么选择自己的位置？什么是今天我们判断事物的准则？当我们自以为曾有过的“价值”，由混乱而真空、由真空而纵容（甚至唆使）人们肆意妄为，去放纵自私和玩世不恭。“受刑”者仅仅是他人吗？抑或更是我们自己？！

所以，第二次伊拉克之战，不止有一场战争，而是有两场：第一场是可见的军事战争，以英美大胜、萨达姆惨败而告终。但第二场却没那么简单，那是一场看不见的精神之战、困惑之战、提问之战：我们在哪儿？这世界向何处去？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坦克的履带，只压垮了我们原来的信念。可以说，“9.11”撕下了冷战结束的美妙面纱，而伊拉克之战让人性的内伤暴露无遗。

柏林的湖

年夏天，柏林翠绿，宁静、优美，享受“柏林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这一年，让我们有机会装修年买的选帝侯大街18号的房子。这个房子，经过友友精心和有点疯狂的设计，被鲁班似的土耳其工人，凭一张草图构思，加上慧心巧手，把它装修得美轮美奂，来过的朋友，都直呼一个词“宫殿”！这回，可不是年DAAD学者时代的“临时贵族”，而是自己货真价实的家啦。

那个夏天大热，我们白天写作画画，天色稍晚，就穿上拖鞋，背上背包，骑上自行车到约克街S1高架车站，半个多小时后直达施拉痕湖站，下车出站过马路，施拉痕湖就在脚下了。看过柏林年代生活纪录片的人们都知道，施拉痕湖从来是柏林人夏季游泳的好去处，这里碧波荡漾，沿湖绿树成荫。人们来到这儿，找块小小空地，铺下毯子，摆出酒瓶，先纵身入水，畅游一圈，再上岸或躺或坐，或读书或闲聊，看着落日缓缓没入对岸的树林，和傍晚时分最美的水面对酌一杯。这一刻，世界静好，谁不在一幅安宁和平的画面中？

可惜，安静并不能掩饰现实：此时此刻，战争，就在世界某处进行。巴格达，这个噩梦代名词，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用自杀炸弹的爆炸声，和大得吓人的平民死亡人数，不停锥刺着我们麻木的神经。一边是静美的湖水，一边是炸飞的血肉，它们属于同一个世界吗？我们浑身畅快穿越的层层水波，肯定不是“人”淌出的血泊吗？我反思中国经验时养成的自问传统，令我不能忽略那可怕的答案：我们与那惨剧有关！有关在我们面对着那个善恶难题，却无视、忽略、佯装不知。

没错，从冷战时代起，似乎一个思维定式已经确立：西方=民主=富裕；东方（或世界其他部分）=独裁=贫困。结论也符合逻辑：灾难都在别处，例如中国，例如中东，例如非洲，那潜台词是：你们的麻烦。可问题在:今天的世界，分得清“你们”、“我们”吗？那些群体划分，有真实内涵，或只是空洞言辞？它们被发明、滥用，只为遮掩我们本来不得不正视的现实。躺在美丽的施拉痕湖边，我没法忘记那个可怕的意象：不久前在叙利亚，那迄今找不到凶手的化学武器，杀死了大群睡梦中的孩子。照片上，他们成排躺着，保持着安详、甚至甜美的睡姿，可一张张小脸却是灰色的。美，直接搅拌着恐怖，显示出赤裸裸的“人性”，这令我们对凶手的谴责多么空洞？

其实，我们在谴责中感到正义，可那不深思追究的假正义，不也正是一种被洗脑？施拉痕湖听不见伊拉克的爆炸声，却完全该听见“利润”在哈哈大笑。每一滴石油有沉甸甸的压力，每射出的一颗子弹，都散发着“钱”那个字血淋淋（现在还要加上“油腻腻”）的味道，都在给军工巨头的账户输血，“利润”才不管被杀死的是谁！好一个逻辑啊。但，面对它，我们还能假装自己站在正义一边吗？我们知道哪儿是正义一边吗？不知道而假装知道，是愚蠢，还是虚伪？或二者兼有？哦，施拉痕湖的水波呢喃，多像一首柔软的刺入心底的哀歌！

油画《阿马淞之战》

我家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油画，题为《阿马淞之战》。它是住在柏林的荷兰当代画家FreIlgen的作品。Fre和我在柏林一家画廊相遇，一见面就谈起当代艺术（和文学）空泛肤浅的困境，以及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样的相遇，是柏林的典型事件，柏林像个舞台，或者火车站的月台，来自欧洲或世界各自文化的人们，在月台上，或匆匆相逢，擦肩而过，或几句交谈，一见如故，就看思路是否能对上了。

《阿马淞之战》这幅画，基于古希腊神话，阿马淞女战士国的女王希波吕忒，爱上雅典英雄忒修斯，并被他娶回雅典，阿马淞女战士们为夺回女王兴师复仇，与雅典英雄们在特尔摩河桥头血战。这个题材，不仅有战争内涵，更有两性内涵，既残酷又激情，因此一直吸引着历代艺术家去描绘它。Fre的前辈老乡鲁本斯，曾有一幅巴洛克同名名作，以动荡激烈的线条、绚丽冲撞的色彩，把一场杀戮的风暴，转换成一场艺术的风暴。画面的飓风，吹动人物、骏马、战场、景色，驳杂激荡而一丝不苟，细节繁多却井井有条，尤其居于画面中央的那座桥，犹如一个钢铁结构，牢固连接起左右、上下两个世界，令一切崩溃的现实重新组合，建构起艺术的完整。

Fre把他的艺术，称为“新巴洛克艺术”。刚开始，我对此颇为疑惑。因为刚看时，除了那座桥清晰可辨，Fre画面的其余部分，全没有了鲁本斯的阴暗具象，却被一片温暖、明丽的色彩所覆盖,色彩飘荡着，让一场血肉厮杀变得朦胧、圆润、恍惚，飓风呢喃成了一支室内乐。咦，这还是“阿马淞之战”么？且慢，我继续凝视，渐渐地，这里那里，一些局部从色彩深处浮现出来，一匹马，一只手，一段肢体，更多……整体出现了，貌似非具象，其实使绘画本身的难度大大加强，因为它并未落入简单的抽象，一匹奔马被生生拉回，重新经受、还得承受得起经典美学的审视！再深入（不，我该说“浅入”吧？），把握住整个画面后，Fre藏在画作表面上的那些线条，忽然开始进入我的视觉。它们明明画在最表面，却又像潜伏在最深处，只有眼睛拼贴起一个个局部后，才赫然现身，展示本来就没失去过的整体。这些线条，或绘出或刮出，堪称Fre绘画的一种标志。它们提示着结构，并不简单显示它，而是等待观者凭自己的眼睛（思想！）去发现它。在拒绝培养惰性的同时，它更暗示出“结构”的真正诗意，一种内涵里的多层次——局部/整体，技巧/观念，现实/思想，存在/幻象……人生和艺术，莫不如此！

鲁本斯的原作，现藏慕尼黑博物馆，几年之后，也在柏林，因为曾有托马斯·曼这样的成员而著名的“慕尼黑第一扶轮社”，来此活动，请我朗诵诗作。现在的社员、慕尼黑博物馆馆长，热情讲解此画，做我朗诵的前奏，典故上再加典故，更为有趣。现在，谁要想看Fre的原作，就只好向我们申请啦。

杨炼德文作品《幸福鬼魂手记》

Fre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思想家，他的新巴洛克艺术、我的诗，其中都隐含着对人生、对艺术的时间之思。由是，当我把我的好友、中国水墨山水画家徐龙森的煌煌巨作《道法自然》介绍给他，他的兴奋可以想见。龙森这幅二十四米多长、近五米高的巨作，同样可以一“抽”（象）了之，但他也选择了更艰难的自我挑战：把它拉回具象，用重新发明的山水画观念，和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绘画技巧，让这幅旷古未有的巨幅山水，仍能经得起整个传统山水画美学的检验！这样的画，可以说是古典的，因为那个古典美学系统赫然在目；更必须说是现代的，因为它的意识和技巧,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那纯然是“发明”，纯然是艺术家个性的创造物！Fre仿佛遇到了知音，立刻把龙森写进了他的学术大书《艺术家？》，并在和我的讨论中，让一个我们称之为“当代经典”的概念日渐成型。

这个看似矛盾的词组，恰恰是“层次”思维的产物:“当代”瞄准当下，从此刻切入存在之思。“经典”深入普遍，抵达人类的根本处境。一个艺术家的自我，并非仅仅依赖所处的时间阶段，更要参照、包容全部时间经验，去建立深刻的自觉。这里，历时／共时的关系，不是部分从属于整体，而是从一个层次深入另一个层次。以此观之，“当代——经典”互为依存。甚至，称之为“当代的”，本身就该意味着是“经典的”，因为那指的是作品内涵、并超出了此前所有的思想深度。反之，如果不能抵达这样的深度,即使作品创作于当下，也不具有“当代性”。那些真“经典”，像七百多年前倪瓒画出的那一片枯、冷、空、静，两千多年前屈原写出的天问悲歌，虽然远隔岁月，也依然直叩“当代”命运。时间，并非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在于我们的精神结构，以历史的深度，全方位审视着任何创新的价值。“当代经典”＝层次、结构、深度。Fre刮擦在他《阿马淞之战》那些线条，悠悠飘进了我们的思想。

这番议论，听起来抽象，其实具体无比。年夏天，当我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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