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我弄到一本详细的里海地图，便久久地浪游于（当然是在想象中）里海干旱无水的东岸各地。
还在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地图。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儿看地图，就像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样。
地图
我研究着神秘的河流和峥嵘险峨的海岸，深入到只有用小圆圈标示着几个无名猎业贸易站的原始森林，反复地念诵着那些像诗句一样琅琅上口的地名：尤戈尔海峡，赫布里底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因弗内斯，奥涅加湖和科迪勒拉山系。
渐渐地，所有这些地方都异常清晰地呈现在我的想象之中，以致我觉得我能够凭想象虚构出周游列国的游记。
甚至我的父亲，一位地道的幻想家，对于我这样迷恋地图，也不以为然。
他说，像我这样迷恋地图，今后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要是你长大了以后，日子过得顺遂，”父亲说，“你就有可能去各地旅行，到那时，你现在给自己放下去的诱饵就会叫你伤心。你会看到那里的一切完全不是你想像的那回事。譬如说吧，墨西哥就很可能是个尘土飞扬、民不聊生的国家，而赤道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既单调又乏味。”
我不相信父新的话。我不能想像赤道上的天空哪怕会有一天是灰蒙蒙的。在我的心目中，赤道上的天空蓝得那样的浓，连乞力马扎罗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也都染上了蓝蓝的颜色。
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就是改不掉这种癖好。后来，在我成人之后，我更是清楚地看到，父亲当年讲的话，在我身上并未完应验。
譬如说吧，我头一次到克里米亚去时（在此之前，我曾在地图上仔仔细细地研究过这个地区），的确发现它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然而正是由于预先有了这些想象，我才能格外敏锐地观察克里米亚，假若我对克里米亚事先一无所知的话，就远远不可能这么敏锐了。
每走一步，我都发现我所没有想像的景物，而这些我始料所不及的事物，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跟某些人的“神交”也能产生同样巨大的作用。、
比方说，对于果戈里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象。然而要是我们能在他生前见到他的话，就会发现他身上有许多特点我们说不定就发现不了，于是会觉得完全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习惯于把果戈里想象得有点忧郁、好猜疑、萎靡不振。因此一旦见到他，我们一眼就可发现他的真实形象完全不是如此：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性格开朗活泼，甚至有点儿轻佻，老爱扬声大笑，衣着十分雅致，讲话时乌克兰口音重。
我虽然没有能力把这些想法阐述得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我认为情况的确如我所说的那样。
养成在地图上神游各国，在想像中见到各地风光的这种习惯，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去认识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会永远留下我们想像的淡淡的印痕，会染上我们加之于它们的一抹色彩、一道光辉、一层薄雾，这使我们真去那些时，就不会觉得它们是枯燥乏味的。
就这样，我身在莫斯科，却畅游了里海阴森的海滨，同时看了许多书籍、科学报告，乃至描绘沙漠的诗歌，总是凡是在列宁图书馆可以找到的资料，我几乎都看了。
列宁图书馆
我看了普尔热瓦利斯基和阿努钦的著述，看斯文·海定、马克－加哈马和哈格鲁姆－格尔日迈格的作品、谢甫琴科被监禁在曼格什拉克半岛期间所写的日记、希瓦和布哈拉的历史、海军中尉布塔科夫的报告笔记、旅行家卡列林的著作、各种地理考察报告，以及阿拉伯诗人们的诗歌。
在我面前展现出了一个灿烂的世界，我从中看到了人人的强烈的求知欲和丰富的知识。
终于到了应当去的里海，去卡拉－布加兹海湾实地观察的时候了，可是我没有钱。
但我毕竟还是筹措到了一笔钱，虽然费了很大的周折。我先乘车到萨拉托夫，然后取道伏尔加酒吧，顺流而下，行至阿斯特拉罕。在那儿我耽搁下来。我那点微薄的旅费已经告罄，我要继续往前走，就不得不在阿斯拉罕为《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特写。
为了写好这几篇特写，我去了阿斯特拉罕草原和恩巴河。这几次旅行对于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也大有好处。
雪山
我从里海沿着长有大片芦苇的海岸向恩巴河航去。我乘的是一艘老式的明轮轮船，船名十分古怪，叫做“天芥菜”号。跟一切老式轮船一样，“天芥菜”号上许多东西紫铜的。扶手、罗盘、望远镜、各种仪器甚至船舱高高的门槛都是古解铜的。“天芥菜”号仿佛一樽用砖头擦得锃亮的冒着烟的大肚子茶炊，随着浅海的轻浪东摇西晃。
海豹活像洗海水浴的人，仰面朝天地卧在里海温暖的海面上，偶尔懒洋洋地动动肥厚的鳍脚。
在一艘艘渔船的码头上――鱼栈－上，那些穿着天蓝色水手服、牙齿洁白的姑娘，见到“天芥菜”号驶过，又是打呼哨又是哈哈大笑地目送着它远去。她们的腮帮子上全都沾满了鱼鳞。
白糊糊的去霭和白糊糊的沙岛，映在油汪汪的海水中，有时间直无法分清哪是云，哪是岛。
莫斯科
小城古里耶夫到处都是用作燃料的干牲口粪腾起的炊烟，可我穿过无水的草原去恩巴河时乘的却是刚刚投入运行的新式的内燃机。
在恩巴河上的多索尔地区，有许多湖泊，湖水呈鲜艳的粉红色。在湖泊间，一台台油泵在哼哧哼哧地抽着石油，空气弥漫着盐水的味道。那里家家户户的窗子都不安玻璃，而代之以又细又密的金属丝网。网外面爬满了蚊蚋，密密层层的，把屋里遮得一点儿光线都没有。
我亲眼看到一个工程师被避日虫咬了一口，第二天就死了。
中亚细亚酷热灼人。每天夜里星星透过满天的尘土闪着光。哈萨克老人们穿着肥而短的灯笼裤在街上走来走去。裤料一色都是花里胡哨的印花布——玫瑰红的底子上，洒着一朵朵墨黑的大芍药花，衬着碧绿的叶子。
每次旅行后，我都回到阿斯特拉罕，回到报馆的一位记者的小木屋去住上几天。这位记者硬拖我到他家去住，我只好从命。
小木屋筑在瓦尔瓦齐夫运河岸边的一座小花园里，花园里盛开着一簇簇旱金莲。
我在凉亭里写我的特写，凉亭很小，只待得下一个人。晚上我也睡在那里。
记者的妻子是和蔼可亲的病弱少妇，她成天在厨房里翻捡着一件娃娃衫，偷偷地饮泣。她刚生下来不久的儿子在两个月前死了。
从阿拉斯罕我经马拉和巴库到达了克拉斯诺沃茨克。此后的情况，我都写在《卡拉－布加兹海湾》里了。
后来，我回到莫斯科，可没几天，就不得不以记者的身份出差去北乌拉尔的别别兹尼基和索利卡姆斯克。
我从难以置信的亚洲的酷热中，一下子转到了很早就进入冬季的布满阴郁的云彩、沼泽和由苔藓覆盖着的山峦地带。
就是在那里，在索利卡姆克的一家旅馆里，我开始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这家旅馆是过去修道院的一幢禅房。
旅馆内弥漫着一股十七世纪的气味——神香、面包和皮革混杂在一起的气味。每天夜里，裹着皮袄的更夫们敲着铁板报时。在暗淡的雪光中，建于“斯特罗加诺夫朝代”的雪花膏的古教堂泛出幽幽的白光。
此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联想起亚洲，可不知为什么，恰恰由于这一点，我反而觉得描写起亚洲来要容易些。
以上便是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简略的经过，我只能用三言两语把它讲完。同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有关的所有的会晤、旅行、谈话和事情，别说没有可能详细叙述，哪怕就是简单地历数一遍也是办不到的。
不用说，诸位一定会发现我只是把我所搜集到材料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写进了我的这部中篇小说。大部分材料都被我舍弃了，未能进入这本书。
不过无须为此而扼腕。这些材料随时都可用之于其他要写的书中。
我写《卡拉－布加兹海湾》时，没有考虑准确地按照时间顺序去配置素材，而是按照我沿里海海岸旅行时所搜集到素材的先后次序来布局。
《卡拉－布加兹海湾》问世后，批评家们从这部小说中发现了“螺旋结构”，对之大为赞赏。可我并没有花丝毫心血去追求这种结构，这事与我无涉。
我在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时，主要想到的是我们生中有许多人和事是完全可以使之响彻抒情的英雄主义的旋律的，这些人和事是可以生动而又加以描述的。不管小说是写芒硝的，还是写在北方的森林中建筑造纸厂的，都是如此。
所有这切都能以巨大的感染力扣人心弦。但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写小说的人必须力求真实，相信理智的力量，相信人心解救世界的力量，并且热爱大地。
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