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阴谋暴动案”

右转的公开信号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正处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活动也日益加剧。这时候的盛世才，对亲苏亲共已表现出动摇，并开始上下其手，酿造血腥，接连制造杜重远案、阿山案、回案、崔荣昌案、六星社案、陈培生案等等各种所谓“反政府”的“阴谋暴动案”。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新疆民众尤其是公务人员人人自危，提心吊胆。杜重远被软禁被逮捕入狱，继而被秘密杀害，受杜案牵连而被逮捕者达余人。盛世才在《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中说：参与此次阴谋暴动案主要者汉族有，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张宏与（财政厅长）、李佩柯（官药房经理）、王兆庆（城防营长）、姚雄（伊犁警备司令兼行政长）、陈培生（边务处长）、崔荣昌（团长）、杨德祥（阿山警备司令）、姜作周（中学校长）、刘贵斌、邢国文；维吾尔族有，阿不都大毛拉（建设厅长）、库尔班尼牙孜（公安管理处副处长）；哈萨克族有，沙里夫汗（阿山行政长）、艾林群王、布哈特贝子；回族有，蓝延寿（副厅长）；归化族有，别克迭也夫（公路局长）。这个阴谋组织，预备在九一八民众纪念大会上起暴动，如九一八准备未成熟，即在三十年四一二举行暴动。盛世才的这一次“肃清”运动，虽未直接打击中共党员，但却把中共的群众几乎扫光了。同时又逼使被逮捕的“人犯”在口供中牵连到当时苏联驻迪化的代理总领事欧杰扬克，说欧杰扬克支持托派杜重远等夺取新疆破坏抗战的阴谋。莫斯科即派葛内金、恰克雷金来迪化参加审讯工作。葛、恰二人提审了维吾尔族“人犯”24名。这些人把以前的供词完全推翻了，他们以所受酷刑之伤痕为证，证明他们的冤枉。而盛世才除了“人犯”的口供外，又拿不出其他任何证据来，于是葛内金等怀疑到盛世才所派的审判人员，如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视察处处长刘秉德等人，别有企图，蒙蔽政府。葛等举出许多理由，证明这个阴谋案完全是子虚乌有，并写成意见书提交盛世才。盛当时非常震怒，立即亲提翻供的“人犯”，或者刑讯，或者抚慰。这些“人犯”在这种情势下，自然不敢再翻。库尔班色衣托夫等人且亲自撰悔过书，把以前的自供更扩大了，并声明他们的翻供完全出于葛内金等诱导。盛即据此，把各项审讯笔录译成俄文，共册页，包括53名“人犯”的口供与总结，寄交在莫斯科学习的盛世骐转呈斯大林。盛世才两次给斯大林上书，说明此事。斯大林并未理会此事，只是将陈培生调回，又分到中国其他地方做地下工作。盛世才年制造了轰动全疆的“大阴谋暴动案”。抗战初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际，盛将“大阴谋暴动案”冠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抗日新政府的动人名词，以遮人耳目、混淆视听。年搞的阴谋暴动案，也是在所谓“革命”的外衣下进行的“肃反”工作，打击的对象都是所谓托派分子和其他各种“反动”分子。炮制杜重远案时，盛世才曾经发布三个布告：第一个是年冬发出，内容是“为了防止敌探汉奸，由国内混入新省进行破坏工作，定出对国内来人的限制，和对国内来人冒名顶替和假造履历的处罚办法”；第二个是年春发出，“号召公务员及民众互相监视和检举敌探汉奸托匪”；第三个是年5月底发出，也是号召切实检举敌探汉奸托匪，并允直接向他告密。盛世才的这些做法与苏联大清洗的影响不无联系。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在莫斯科举行了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可以说是这次大清洗的主要标志。第一次在年8月，被审的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在年1月，被审的是所谓的反G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17人被处死；第三次在年3月，被审的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年6月还审判了一批著名红军将领，有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罪名是参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在此，仅以这次为例看一看大清洗情况。斯大林以逮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序幕，导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肃反运动。在这一过程中，5名元帅中有3人被处决，1人长期沦落异国；此外，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人、85名军级干部中有57人、名师级干部中有人、名旅级干部中有人都被合情合理地“清洗”掉了。军队干部如此，地方干部，以及那些不显眼的技术人员不用多想，绝对好不了多少。对自己的同志都不肯刀下留情，至于阶级异类的地富，情况显然也就更糟了。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受害者的主要罪名均同托洛茨基有关；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罪名是外国间谍，这是为了加重罪行。审判完全凭口供定罪，酷刑之下，屈打成招。盛世才加给杜重远的罪名也是托派，诬说杜重远等人受重庆托派首领陈原的派遣来新疆。杜重远在审讯笔录中说：“我决非托派，硬说我是托派，此系最痛苦者，比受刑还苦。真奇怪，听你们所说，就像比我自己还清楚，但问我自己有这样事没有，我自己总比你们详细。……我不了解，为什么一定说我是托派。汉奸、托匪都加到我的头上了，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话都不说，一说就有问题，就说我翻供，我决不翻供。……哎呀，我那个供是怎样写出来的呀！”杜重远还有一条“罪状”，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背景，受汪精卫活动费2万元来新疆活动。当时中共在新疆的代表陈潭秋指出：这次案件的意义是新疆反动派用诬蔑陷害的手段，向进步分子的大举进攻。他们利用杜案罗织株连，企图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虽然在这一案件中被捕的确实有些坏分子，但左翼文化人与新疆本地的进步青年也捕了不少，他们在新疆活动据我所知也做出明显的成绩，并无任何反政府的言行，虽然他们中间有的人对政府设施曾表示不满。所谓“阴谋暴动案”在新疆是连续不断地发生。“每次逮捕都引起社会极大的不安，人人感觉自危，大家只好缄口埋头敷衍吃饭。”

杜重远案件是盛世才背叛六大政策、反苏反G表面化的一个严重步骤，是盛世才向右转的公开信号。虽然这时盛世才还举着亲苏亲共的旗帜，但是抛弃这个旗帜，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四一二阴谋暴动案”

迪化南花园。南花园原属吉祥涌洋行的大资本家胡赛因巴依，盛世才将其逮捕后没收一切财产，这里改称督署南花园。园分内外两院，内院由盛世才的父母居住，外院由盛世骐居住。年3月19日下午，盛世骐回家。他的妻子陈秀英一面询问，晚饭想吃什么，好叫大师傅去做，一面催促当差的快给旅长卸去武装带和马靴，让他舒散舒散。盛世骐换上便服，坐在床沿前小矮凳上，逗坐在床上的女儿玩耍。陈秀英看见他把卸下的手枪给小孩玩，当时沉下脸，把枪夺去，顺手挂在墙上。“手枪岂是孩子玩的东西？为啥给她摆弄？”“那怕啥？枪是空的，并未实弹。”“就是没装子弹，也不能让孩子摆弄枪！”陈秀英一边说着，就又到厨房去。“砰”，一声枪响。她立刻跑回房中，见丈夫由小凳翻仰在地，孩子吓得躺在床上直哭。盛家的亲戚立刻跑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盛世骐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子弹从右耳轮后面打进，从眉毛上面左前额部分打出。医院，不多时便在那里死了。盛世骐是盛世才的胞弟，排行老四，曾去日本学过军事。盛世才掌握新疆军政大权之初，印任命盛世骐为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当时他说什么这是为了巩固政权，意即他人不必提出异议。此后，他又派盛世骐去莫斯科学习。盛世骐年赴莫斯科留学，年冬回新疆，任机械化旅旅长。他在莫斯科所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颇深，但归国时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失利，列宁格勒危殆，莫斯科紧急的时期。盛世才已计划着利用这个机缘来排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盛世骐不同意他的长兄乘人之危来反苏，但是又没有力量阻止。时令虽然已是年初春，但迪化弥漫的料峭春寒已将他回国时的热望降到了冰点。陈潭秋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据说他从去年冬季以来即感苦闷，常想找进步的人们谈笑；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底的事（同林彪一起）。他今年以来经过督办同意，到我处来过三次，每次均非常高兴。盛世骐背着沉重的心理压力，永远地走进了寒冷。他被刺的第二天早7时，盛世才邀集汪鸿藻、李英奇、李溥霖、柳正欣、盛世骥、邱定坤、彭吉元开了一个会议。盛首先称盛旅长被枪杀，盛旅长决不会自杀，若谓手枪走火，观枪弹出入口情形更不对了，再外人无法进入他的住室，用他的手枪打死他。就此种种疑点，他的太太陈秀英涉有重大嫌疑。最近发觉她行为很不好，有与汽车夫朱洪山通奸的情事。朱在前几天因开车撞人押于法院，陈秀英看他几次，还送过东西。我告知过盛旅长，叫他注意，结果出此事件。此事有极大的政治背景，因盛旅长系苏联陆大毕业，并系联共党员。此事应在陈秀英身上进行，一定会水落石出。现已将其交天主堂由富葆廉、刘汉升审讯小组审讯。再派李英奇、李溥霖、盛世骥、彭吉元参加审讯，连夜进行，食宿亦在该处，可暂时不必到原机关工作。盛还说新疆的这个僵局在几天以后必须打开，不能叫它如此长久下去。天主堂原为德国教堂，盛将德国传教士驱逐后，改为秘密审讯地。这些人等当天晚上2点多到天主堂，共同审问陈秀英一次，无结果。富葆廉电话请示盛世才，盛命交由富、刘二人连夜审讯，不说就打，别的人都回去，明天再来。第二天，他们到天主堂时，富葆廉、刘汉升说已问出来了，系苏联中将顾问拉托夫及萧作鑫二人所嗾使，并供出她与二人均有奸情。拉托夫与萧作鑫二人指出她与朱洪山有奸，盛旅长已知道了，你如果不打死他，将来他一定打死你，用言语相恫吓，以至于如何骗枪行刺，历历如绘。盛世骐的死，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而在这个阴谋之中包含着另一个更大的阴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就是盛世才借盛世骐之死，炮制了一个“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他在致斯大林等人的信中，把案情描绘得有声有色，诬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军事顾问拉托夫，为了颠覆亲苏的盛政府，即由土产公司苏籍人员嗾使该公司副经理萧作鑫，向盛世骐妻陈秀英进攻，与陈通奸，土产公司副经理、盛世才岳父邱宗浚的义子马郊与邱的小妾姚执中通奸，通过陈秀英、姚执中两人分别搜集政府机密情报。原决定于年4月12日在省暴动，唯政府已略知其底蕴，所以拉托夫又命陈秀英、姚执中刺杀盛世骐，并决定于此暗杀计划实现后，在盛世骐丧事中乘机刺杀盛世才，夺取政权。盛世才致斯大林函中说：“这个反G命组织具有破坏中国抗战和用阴谋手段推翻新疆政府的本身目的，它是由财政顾问帕霍莫夫、商务顾问克鲁戈洛夫、商务代办维叶谢洛夫、边务处总教官马兰切夫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和军事顾问拉托夫的指示和领导下组成的。他们利用暗杀组织在新疆进行着阴谋活动，……不论是暗杀，不论是其他冒险的措施，他们都没有中断过。他们准备用谋杀事件来反对督办和其他新疆军政首脑，他们进行着和八团实行联系的工作，准备在4月革命节前暴动。盛世骐的被刺杀，这仅是实现了他们整个计划中的一个部分罢了。”盛世才呈国民党中央的报告，大体轮廓如上，唯将阴谋案的政治目的改为“推翻盛政府，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等因此而被迫去职。不过，同年7月3日，莫洛托夫复函盛世才，“绝对否认迪化总领事巴库林、驻新军事总参事拉抚夫有刺杀盛世骐之嫌疑”。

“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人犯”，除财政厅长藏谷峰，以及萧作鑫、陈秀英、马郊、姚执中外，捕网逐渐扩大，包括教育厅长李一欧、民政厅代厅长周彬（中共党员）、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孟一鸣（中共党员）、军官学校参谋长郭德祺、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该旅团长赵景棠、哈密行政长刘西屏（中共党员）、焉耆行政长于德一、喀什行政长陈方伯、喀什警备司令蒋有芬、阿克苏警备司令孙庆龄，以及八路军驻新代表徐杰等。捕网所及，凡各期留苏生以及与苏方教官关系密切的军校毕业生、反帝会科长以上、汉族文化促进会科长以上，以及各机关一些公务员、新疆学院一些师生等均在被捕之列。从年3月起至年5月止，各地公安机关每天都在捕人。

宋美龄飞迪化

年8月底，酒泉郊外机场。蒋介石站在一架待发的美国运输机扶梯旁边。夏日上午的阳光是亮丽的，但他两道目光阴沉，异常严肃地注视着几个被引导登上飞机的年轻人。这架运输机的座舱里没有沙发，两旁是长条硬席座位，靠驾驶舱的地方，放一普通藤椅。先登机者坐定不久，宋美龄走上飞机，跟着四个人——两个女佣，一个警卫，一个随行医师。原来，蒋介石是送宋美龄的。蒋介石巡视西北各地，行抵酒泉即准备来新，但为其左右劝阻，认为情况复杂，元首身系国家安危，不可冒此危险。于是蒋介石以宋美龄为全权代表，飞往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蒋介石在酒泉送宋美龄去迪化后，曾到玉门油矿视察，等待宋美龄飞回酒泉，然后同行。宋美龄坐在藤椅上，面对着大家，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显得非常严肃。同机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梁寒操，国民党外交部驻新特派员吴泽湘等。年4月，蒋介石三次面见张元夫，要张自重庆回新疆，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张元夫是盛世才派驻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代表，盛留学日本时曾得到他在金钱上的大力支持。5月，盛世才派盛世骥随张元夫去重庆，蒋介石夫妇予以热情接待。6月28日，盛世才孜电蒋介石，报告苏联副外长迭卡奴作夫来新，专为办理独山子油矿及其他重要事宜，指名要求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与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一同来新。朱绍良是盛旧日长官，又是旧友，交谊甚厚，便于谈判条件；翁文灏负责与苏联副外长谈判。7月3日，朱绍良、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飞抵迪化。朱绍良这次来新疆关系重大，他代表蒋介石首次正面与盛世才接触。7月16日，朱绍良飞渝，向蒋介石报告新省详情，并转呈盛世才第一次《上蒋委员长书》，叙述彼与俄国一切秘密交涉的经过，详尽无遗。蒋介石于7月11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重申凡关系新疆与苏联之间的政治、经济事项应由中央交涉的方针，以免发生误会，并告以对新省政治调查与督察事项，已派朱绍良赴新负责主持，希一并转达苏联政府。7月21日，朱绍良由重庆飞返迪化，当时蒋介石曾有手谕致盛，“朱氏告盛，关于其既往一切，委员长不但原宥，且均为之负责。”盛世才听后，“不禁铭感五内”。8月30日下午1点左右，宋美龄的座机飞抵迪化。机场上成千上万人围成大圆圈，摇旗欢呼，表示欢迎。那天盛况，据说在新疆是空前的。盛世才和宋美龄等握手寒暄之后，合照留念，然后分乘汽车，浩浩荡荡到了督办公署。宋美龄被安置在督署西大楼盛世才的家里，梁寒操等则由盛世才的二弟、交通管理处处长盛世英陪同安顿在督署东花园。东花园里，林木葱茏，花香四溢。前面是一座大客厅，后面是有套间的卧房，美轮美奂，豪华富丽。客厅、卧房都摆满苏联糖果、香烟，还有本地的无核葡萄、苹果、蜜饯、无花果等等。东花园是盛世才招待贵宾的地方，但在这里盛世才也杀过他认为有阴谋嫌疑的人。这里穿白色工作服的侍者，身上都佩带手枪。他们机警干练，喜欢和人攀谈，然后把客人的每一句话，都汇报到盛世才耳中，甚至在客人外出时，翻看客人的行李和日记。当晚，盛世才在西大楼设宴为宋美龄洗尘。席间，宋美龄讲了几分钟话。大意是说：这次到新疆感到很高兴，承蒙盛情款待，十分感谢；新疆在盛督办洽理之下，取得了很大成就，非常佩服，望今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把新疆建设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新疆，云云。宋美龄讲话虽短，但在盛世才治新历史上，却是个公开转变的征兆，即以伪装崇奉马列，变为赤裸裸依附蒋介石。在宋美龄之前，从未有人敢在盛世才面前谈论什么三民主义。听了宋美龄的话，有人感到有点儿突然，盛世才会接受她的那套宣传吗？在宋等下飞机不久，盛世才不还分送他那自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的著作吗？其实，盛世才已不是刚刚登上督办宝座的盛世才了。他看到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困难阶段，国内蒋介石集团接二连三掀起反G高潮，日寇进行“大扫荡”，解放区和八路军处于艰难时期，便认为该撕下伪装了。宋美龄此行，更坚定了他公开反G的立场。宋美龄离开新疆不久，盛便撕毁、涂抹了所有亲苏标语，四处逮捕监禁亲苏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宋美龄抵迪化的第二天，曾去新疆女子中学参观，当时女子中学教职员中，多为“叛逆家属”。盛世才之妻、女子中学校长邱毓芳为防备这些家属将其冤情密告宋美龄，乃对宋美龄严加防范，尾随左右，寸步不离。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赵丹被捕后，他的妻子叶露茜想方设法营救，但是苦无门路。她听说宋美龄到了迪化，于是怀着一线希望，打算告一次“御状”；可是“御状”写好了，却无法送到宋美龄手里。宋美龄在女子中学参观完毕后登上汽车，叶露茜感到错过这个机会就再没有希望了，于是趁汽车开动的一刹那间，不顾生命安危猛力向汽车撞去。宋美龄看到汽车撞了人，礼貌地下车扶叶露茜。叶露茜趁着混乱，将“御状”偷偷塞在宋美龄的大衣口袋里。当然，宋美龄不会因为一个演员而去撕裂与盛世才的关系，于是“御状”也就石沉大海了。第二天，宋的一大帮随行在迪化有限的几家商店里拼命抢购物资，如苏联战前输入的呢绒、哔叽、花布、食品、糖果、玩具、化妆品、白兰地、照相机、手表等等都是他们搜求的东西。原来，太平洋战争以后，重庆洋货绝迹，即使有也昂贵非常。在迪化发现这等东西，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从早晨出发抢购，然后一次次、一车车地运回，几乎把迪化市的日用品搜购一空，市民为之侧目。宋美龄在迪化停留两日后，第三日晨乘原机飞离迪化。末美龄在迪期间，在朱绍良的陪同下，和盛世才确定了四点：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的俄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三、肃清新疆共党；四、着俄军退出新疆；等项。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盛世才任主任委员，南京派来的黄如今任书记长。年10月5日，盛世才请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蒲希金转交一份备忘录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称：“除苏俄外交官员可给予在新疆居留之自由外，其他在新疆的一切苏俄人——包括军事顾问人员、军事教官、财政厅及建设厅之苏俄顾问、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红军驻哈密的第八团整个部队、阿尔泰和伊犁的锡矿人员与探测人员等，都应在三个月内，一律撤离新疆省。”经过多次谈判，苏联决定撤出除外交官以外所有人员，苏盛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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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天山风云》冯亚光著编辑：高婉鑫审核：王麟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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