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术的“结茧式”和“结账式”研究———评赵玉卿《姜白石俗字谱歌曲研究》

秦序

文

内容提要：南宋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集》所附“旁谱”，是历代刊印并流传下来的最早曲谱，以律吕字谱、俗字谱、减字谱等方式记写了姜夔自己和他人所作词曲、祀神曲、琴歌等多种曲谱，非常可靠而重要，具有曲调考古研究的“标准器作用”。赵玉卿教授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完成的《姜白石俗字谱歌曲研究》，体现了攻坚克难、不惧艰险的探索精神，总结并继续前人的艰难探索，提出自己后来居上的新成果和解读方案。这一研究也是总结荟萃前人成果和经验的“结茧式”和“结账式”研究，大大方便后人继续深入，也是个体研究向社会化研究发展的有价值的探索。

关键词：白石道人歌曲集；旁谱；曲调考古；结茧式结账式研究

古语云：“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是说无论求学还是研究学问，总的趋势是“后来居上”。也就是说，后人总要超过前人，因为后来者，总是以前人为自己前进的出发点，以前人创造的知识学问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西方大科学家牛顿也说，他不是神，只不过是站到前面巨人们的肩膀上而已。一代一代学人，既要以前人成果、经验为基础，为引导，但也要努力超越前人，攀登更高的山峰，力争创造更好的业绩。

但治学者要想“后来居上”，殊非易事，而且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能否在自己领域内“后来居上”，其难易程度，大不相同。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古未有能比者也。①

他指出古以种种学问的兴起和发展，“大都由于新发现”。因而，能够遭遇“新发现”，进而凭籍“新发现”，其治学就能获极大推进力，也就比较容易“后来居上”。因为考古学会不断带来新发现，与之关连较紧密的学科，也就更容易因“新发现”而获得新学问。王国维回顾汉以来的若干最大“新发现”，均属发现了古代实物史料（包括文字图像史料），尤其是地下出土的实物史料。换句话说，它们都是考古领域内的新发现。所以，王国维《古史新证》进一步指出：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②

王国维还说：“近三十年中，中国古金石、古器物之发现，殆无岁无之”，它们在学术上之意义和价值，也不比上述重要发现差多少。王国维之后，随着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出现并不断成长，地下实物大量发现，可谓进入了我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带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的兴盛。仅以考古发现的大量音乐实物史料而言，它们不仅可以补正纸上记载之缺失和不足，更以其无比的真实性、具体性、多样性、丰富性，有力改变我们对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状况的认知。一批重要音乐考古发现，像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一批骨笛（最早距今近九千年），湖北随县出土距今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曾侯乙墓地下音乐宫殿等，更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光辉见证，大大改写了我国及世界古代音乐史的教科书。

图1：榆园丛刻本《白石道人诗集》所载“白石道人小象”

随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地下实物史料不断出土，各种“新发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相关学科或专业，比如音乐考古研究、古乐器研究等，能不断获取大量新信息，不断更新原有认知，即便是刚入门的年青研究者，要想不“后来居上”，也不可能了。

当年黄翔鹏先生，曾依据若干出土音乐文物上的蛛丝马迹，大胆提出先秦编钟“一钟两音”假设，需要何等眼光和胆识，也颇受学界非难。幸运的是，黄先生相关论文尚未能完全发表，新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便以大量清楚明白的标音铭文，无可辩驳地证实：先秦编钟“一钟两音”规律，不仅不是偶然的“自在”现象，早已是古人“自为”之物，即主观周密的设计，这确实是我国古代乐器声学方面的一大独创，戛戛独造。这一双音钟规律，今天不仅音乐考古后学尽人皆知，也成为一般音乐爱好者的常识。随着地下出土双音钟实物不断出现，人们的认识还会不断深化。所以，今天的青年学人，很容易便可以依据前人所未及见的各种最新的考古发现，来谈论甚至指责前人认识之不足。

还有一类研究，则是从前人研究的间隙或边缘，或不同学科交叉渗透之处，甚至从“学术研究的无人区”，即历来没有人 　　主要成果：论文《古代云南与内地音乐文化交流》、《试论笙属乐器的起源》（均载《民族艺术》）；《民族乐器口弦初探》、《锣属乐器使用及其历史》（均载《音乐艺术》）；硕土论文《我国南方佤、苗、高山等族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唐玄宗是〈霓裳羽衣曲〉的作者吗？》、《〈霓裳羽衣曲〉的段数及变迁》、《唐李寿墓石刻壁画与坐立部伎的成立年代》、《先秦编钟“双音”规律的发现与研究》、《音乐考古澜音研究的误区》、《琴乐“话法”之我见》等文刊载于《中国音乐学》。此外，还有《刘贶与〈太乐令壁〉》、《唐代音乐传说考校献疑二则》等文刊于《黄钟》、《关于〈乐苑〉及〈乐府诗集〉的几问题》载于《音乐学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年3月）。著有《中国音乐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年1月）、《中华文化通志?乐舞志》（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0月）。另译有日本岸边成雄《唐俗乐二十八调的成立年代》、《唐代的乐器》等2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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